婚姻模式发生改变并造成生育延后,这使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晚婚晚育的风潮推动了高利润的生育技术领域的迅猛发展;还是生育技术的出现使女性生育的时限得以扩展,为女性创造了可以安心晚婚晚育的空间和希望?两项发展之间,我们很难界定谁影响了谁,但二者产生的实际作用却是分不开的。

如今那些推动妇女晚育的生育技术,它们本来并不是为了服务单身或晚婚晚恋的人群才发展起来的,但是它们出现的年代正值职业解放运动、政治解放运动和性解放运动的兴起,正是因为这些解放运动,我们今天的单身女性才能在迈入成年之际拥有丰富而充实的生活。

1978年,第一例体外受精婴儿成功出生。这就是被媒体惊呼为“试管婴儿”的露易丝·乔伊·布朗(Louise Joy Brown),她的母亲是30岁的莱斯利·布朗(Lesley Brown),这位母亲20岁刚出头的时候就结婚了,努力了九年却一直没能怀上孩子。两名英国医生,罗伯特·爱德华兹(Robert Edwards)和帕特里克·斯代普托(Patrick Steptoe)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从事体外受精研究,并为实现他们未来主义的志向进行了十多年的探索。研究工作尚未取得成功就有人将消息泄露了出去,在科学界和大众媒体上引起了末日般的恐慌。1953年和另一位科学家共同发现DNA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詹姆斯·华生(James Watson),在1974年的国会委员会上说,制造试管婴儿的做法将会造成“各种严重的、恶劣的情形”,“全世界的一切,政治的,道德的,都将失控”。

华生的预言一语成谶。谁来生育、如何生育以及何时生育的问题,现在确实已经失控,世世代代支配着、塑造着家庭生活的法则和规制已经崩塌。今天通过体外受精方式出生的婴儿已达五百万左右。2010年,罗伯特·爱德华兹因发明体外受精技术并为改变世界做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当时,他的搭档斯特普托(Steptoe)已经离世。

冷冻卵子

体外受精技术为一些女性带来的福音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影响,但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不安。2012年,一名61岁的巴西女子产下一对双胞胎。澳大利亚55岁以上产子的女性人数,由1996年的11人上升到2006年的22人,至2011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53人。在2010年的英格兰,母亲年龄在45岁及45岁以上的新生儿有1758名,而在2000年,这个数字是663。

生育技术的发展为那些想要孩子却尚无伴侣的单身女性提供了生育的可能与前景,她们可以通过接受精子捐赠而受孕;它为因多种缘由到40岁左右、甚至50多岁才想生育的女性以及希望拥有孩子的同性伴侣,实现了以前不能实现的愿望;它还为生育技术原先针对的服务对象,即传统模式中较早婚恋但是未能生育的年轻女性,重新绘制了人生蓝图,她们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拥有孩子。

无需通过两性结合的体外受精方式,催生了许多其他方面的进步和生殖替代方式,使我们在考虑何时生育、和谁生育时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现在我们可以求助于精子捐赠进行受孕,制定各种代孕计划,冷冻卵子以备后用,还可以在胚胎植入子宫前评估它的健康状况和生命力。

然而,不要天真地以为生育技术只有优点。它的费用视乎所用技术和尝试的次数,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美元,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高不可攀。生育技术需要在人体内注入荷尔蒙,而且常常失败,给患者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一次次的伤害。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报告称,尽管成功率越来越大,新的技术,包括卵子捐赠和冷冻技术,每一年都在提高成功的概率,但是在40岁的女性当中,医学辅助生殖的活产率只有22%,而到44岁的年龄,这个比例骤然降至5%。

尽管各种生育技术存在种种缺点,但是女性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她们一直在努力地克服生育障碍,并创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生育健康市场:美国人现在每年在生育治疗上的支出大约是五十亿美元。而且由于婚姻的延迟、生育技术的惊人发展,社会保守人士的最大担忧变得更加真实:因为体外受精技术的出现,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以及生物学都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要求家庭结构必须是异性恋核心家庭。异性恋核心家庭不再是美国社会唯一认可的可以繁衍后代的机制。如今世界各地的家庭结构都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