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巨大突破,生命科学也得到了迅猛发展。从人工合成衣原体到制造第一个人工真核生物,新的技术正在让人类干预、操控,甚至创造生命的能力越来越强。与此同时,新技术面临的社会伦理压力与舆论挑战也日益严峻。

事实上,在生命科学发展的漫漫征途中,从来都不缺少质疑和对立。

在中世纪的欧洲,医生安德雷亚斯·维萨里顶着宗教神学的巨大压力,进行了当时被视为不道德的人体解剖和研究,最终在1543年,以一本划时代的《人体结构论》,彻底颠覆了当时错误的人体医学认知。

试管婴儿发展历程

1954年,美国医生约瑟夫·默里[3]和他的团队突破了技术和伦理上的桎梏,成功完成了世界上首例器官移植手术——在一对双胞胎兄弟之间进行肾脏移植。半个世纪以来,器官移植技术无数次让心脏再度跳动,使眼睛重现光明,不仅改写了患者的命运,还修改了生死的界限。

今天,围绕转基因和基因编辑等技术的伦理与道德,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争议。相应地,我们也将不断面临“什么是人”“什么是生命”等伦理质疑。

科技发展将遭受伦理的挑战,而社会固有的道德伦理也未尝不会被科技重塑。历史上,每一次革新和突破都会面临类似的境况。在这二者之间,我们又当如何权衡?

爱因斯坦曾讲: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瘸子。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法律的支撑和约束,以促进行业规范化的管理,掐断不良意图的源头,让科学技术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前进。另一方面,社会伦理面对新科技时也不可一味踩刹车,故步自封的反科学态度并不能阻止新技术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反而会让善心者失去造福社会的机会。

从原始人发明弓箭到计算机连接世界,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在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技术本没有善恶之分,而是否会给未来世界带来深重灾难最终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所以,与其争论试管婴儿技术究竟是“送子观音”还是“技术恶魔”,试图用道德观念和伦理批判延缓科学发展,还不如以更开放的心态面对它,用最严格的制度监管,推动新技术不断发展、成熟和应用,让技术更好地为人类服务。